我们的兄弟:郑峰---人到哪里,信号到哪里
人到哪里,信号到哪里
1992年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工作。我可能是采访对象里从事海事卫星支持保障工作时间最长的人。
这份工作的技术难度并不太高,人能抵达哪里,设备就能背到哪里,信号就能通到哪里。可能在别人眼中,应急保障是一件风险高、难度大的工作,但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
令我最难忘的还是四川汶川大地震,虽然我没有到现场,只是在后方做支持保障,但入职以来,我再也没有经历过像汶川那次通宵达旦的加班。汶川地震的第二天,因为去救灾现场支援,单位的人几乎走空了,我带着两个刚入职不到三个月的女同志在后方做全部设备的技术保障工作。因为大灾摧毁了汶川当地的通信网络,基本上全国所有的应急口都在找我们要设备。那几天,我们共测试400多套卫星设备,确保所有送往前线的设备都能正常工作,保证前线通信设备的可靠使用。除此之外,还有政府、地震、卫生、防汛、消防、电信、公安、外交、电力、石油、气象、军队和武警等各行业各部门的上千台海事卫星设备在灾区现场使用,这其中有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或不会使用时,都纷纷向我们请求帮助,设备有故障要排查、设备未及时入网等各种情况不一而足。每天,各种寻求支持的电话不断,从白天六七点到凌晨两三点,往往是接完一个电话后,发现少则3到5个,多则十几个未接电话。救灾就是救命,灾情就是命令,尽力协助用户用好卫星电话就是对抗震救灾工作的最好支持,对每个来电,我都耐心指导,帮助他们排查问题、正确使用,或指导他们与相关部门联系,保证设备在救灾前线的正常使用。
从5月12日到14日,我连续工作了48个小时,眼睛都没有合一下,双腿站得发软,我和领导说,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又回到工作岗位,连着又干了四十多个小时,那时真的很辛苦,但想想去现场救援的同事,我做的这些不算什么。
再有舟曲泥石流抢险时,我们坐了五种交通工具才抵达指挥部,一路上费尽周折。后来,我们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住在一个宾馆里。当时,大部分人都睡在会议室的地面,不停有人进出。后来,当地交通厅给我们腾了一间办公室,也算是享受“单间”待遇。因为天气特别热,下水道又被泥石流堵了,室内特别臭,臭得快要令人窒息,但又不能完全不休息,起码房间里还安静一点……早中晚三餐只有馒头和酱油土豆汤,一日三餐都吃这些。
尼泊尔地震抢修中尼公路时,我是和叶晖一起去的,因为武警部队在那里修路,我们要去保证他们的通信畅通。路途确实比较辛苦,尼泊尔临近西藏,我们飞到拉萨,再从拉萨开车一直到中尼边境,第一天晚上需要在最高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住宿一晚,我们两个都很难受,喘不过气,浑身无力,像是得了重感冒……因为我去过拉萨,知道那是高原反应,也没有太担心,但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五六点钟就出发了,大概中午到了中尼边境樟木口岸。地震造成路面损毁,路上有一些特别大的石头,像公共汽车那么大,很庆幸我们躲过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有些路是一边修一边走,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开得飞快,特别害怕余震后从山上滑落的石头,我们赶到那里尽快帮忙调试设备,两天后就返程了。从北京到拉萨,再到樟木三天半完成了一个来回,圆满完成任务,回来想想路上的危险也觉得后怕,但做得多了也就习惯了。
经历了这么多大灾大难,我感觉最管用的还是便携式卫星电话,路面真正严重损毁的时候,车都过不去,只能靠人背进去,每一次现场调试时,我感觉都像第一次,如果不能及时将设备送到当地,或者不能将设备及时调试完成,会影响救灾工作,承担责任。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我到不了的地方,没有通不了的信号。
同事总说,你去过那么多地方,怎么没多留一些工作照作回忆。说实话,救灾的紧要关头,没有心情想这些,更不想麻烦别人做这些。
我属于比较单调的人,但是能够经历这些国家大事,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没有从事这个行业,也就没有这些机会,我仅仅是尽了一份绵薄之力。